失去了互联网，得到了区块链，上海这次有想过吗？

上海滩的酒店不能按星级选择。

位于外白渡桥北端的浦江饭店虽然只是三星级，但老上海人都知道这里曾经是号称“远东第一饭店”的丽察饭店。

1920年上海比特币大佬，罗素来上海访问学校时住在“里查旅馆”310室； 两年后，爱因斯坦住在隔壁的304房间； 又是十年，刚刚拍完《摩登时代》的卓别林带着新婚妻子走进酒店。 我从科学家那里得到了楼上的 404。

然后是 2015 年 10 月 17 日。

这一天，由晴转多云，西伯利亚3级东北风吹过外滩。 一个新时代的天才，来到了老里查饭店的隔壁。

这位天才今年 21 岁，名叫 Vitalik Buterin。 他出生在俄罗斯，在加拿大长大。 他19岁去美国拿了Peter Thiel的钱，现在生活在世界各地。

那天下午，Vitalik Buterin 还没有成为后来成名的“V 神”。 在浦江饭店隔壁的鸿翔餐厅举办了一场关于区块链的非正式活动，参加者可免费注册。 最终来了50多人，讨论话题围绕区块链底层技术展开，主要是当时参加首届全球区块链峰会的国外开发者。

维塔利克布特林

今天，这个活动卖1000元的门票并不算贵，因为V神创造的以太坊现在已经被公认为区块链2.0——借助以太坊的智能合约形成的“代币众筹”（ICO，“通证”） 》文中指代币）热潮席卷全球，每时每刻都吸引着无数眼球和真金白银。

三年后的今天，当年这些人云集的上海，似乎已经成为国内区块链行业的高地：万向区块链实验室、比特创投营、NEO、量子链、边界智能、维维链等重要区块链组织和项目。

与交易所、矿场、矿机企业云集的北京相比，上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更注重区块链的底层技术。 是目前混业中最得体、最有想象力的地方。

前不久，一篇题为《上海这些年是如何错失互联网机遇？ ”文章迅速传播开来，哀叹上海的没落和失去的活力。

这是陈词滥调。 现在更值得关注的是：

在最新、最热、最快的区块链领域，上海能否扬眉吐气、重振风采？

比特神论 VS 上海阴谋

起初，上海被人看不起。

2016年区块链概念兴起之前，国内的情况是：北京炒币，深圳造机，上海？ 会议。

敢想敢做的北京，迅速发展了围绕比特币交易的大型交易所和钱包公司，如火币、OkCoin等，也造就了很多传奇富豪。

凭借硬件优势，深圳已成为众多矿机企业的设计和生产基地。 2013年，在挖矿收益不错、电费不算高的情况下，后来生意失败、销声匿迹的烤猫，竟然在深圳南山区开了一个矿场。 左边的邻居是一家服装厂，右边的房子是一家电子厂。

上海是最新进入市场的。 当比特币在2013年4月飙升至8000元左右时，一些关于比特币底层技术的沙龙开始在上海涌现。

那时，还没有提到“区块链”。 北京的交易所、深圳的挖矿与比特币投资直接相关，而上海的小资咖啡馆里，大家更喜欢讨论：比特币技术还能干什么？

大佬赚钱，上海“精英”相约，一切顺利——交锋发生在2014年，当时比特币长期横盘整理。

同年 7 月，由 Vitalik Buterin 创立的以太坊开始了第一次众筹。

2008年中本聪发明比特币后，出现了大量的山寨币，其中大部分是抄袭比特币的代码进行微调。 以太坊的特殊之处在于完善了比特币的底层技术，实现了“智能合约”。 》特点。简单来说，以太坊提供了一个区块链底层平台，开发者可以在上面更方便地发布自己的应用。

在以太坊诞生的同一年，BitShares 也出现了，它被设计成一个去中心化的全球支付系统和交易所，用 DPOS（Authorized Proof of Stake）算法机制取代了比特币的 PoW（Proof of Work）共识——也就是有不需要挖矿来解决比特币对计算资源的大量消耗。

上海一家咖啡店的技术达人开始写文章宣扬比特股和以太坊，称其为“比特币2.0”，大势所趋。 这让以比特币投资和挖矿起家的“比特神教”非常不满。

所谓比特神论，指的是一些人的信仰：“比特币是宇宙的中心，是绝对的真理；山寨币必须死，2.0也必须死。” 在区块链3.0已经讨论得如火如荼的今天，回头看神学有点好笑。

但在当时，宗教背后有着非常现实的利益：对于那些已经投资比特币和比特币挖矿的人来说，他们当然更倾向于认为其他加密数字货币不具备与比特币抗衡的能力，甚至欺诈。

以太坊众筹刚开始的时候，在神仙霸道的巴比特网站上，以太坊被称为“惊天巨坑”。 坊间盛传，以太坊众筹后，股东们将瓜分募集到的比特币，而不是投资于后期开发。

比较偏激的声音是：“比特币2.0”是上海一个小黑帮制造的阴谋。 全世界没有人做，只有上海做。 为什么？ 因为上海人在2013年之前没有在比特币市场上赚钱，所以他们想出了一个2.0来帮助外国孩子骗中国钱。

一位经历过比特神教与上海“阴谋集团”争斗的区块链从业者告诉《甲子光年》，最惨的时候，全国几乎人人喊以太坊。 在巴比特网站上，讨论2.0的文章甚至一度被封，一些活跃的2.0布道者的专栏账号也无法登录。

2015年10月，万向集团在上海成立“万向区块链实验室”，并举办首届全球区块链峰会。 这就是术语“区块链”的由来。

但在当时，上海峰会被认为是假的：

会议虽然名为“2015首届全球区块链峰会”，但没有李笑来、赵东、徐明星、李林、毛世航等国内比特币投资、交易、挖矿代表，也没有国际比特币基金。 大块头。 参与者都是山寨币开发商和投资者。 这些山寨币包括：不知道物联网币是什么鬼； 比特股叫嚣要超越比特币； 小天才俱乐部以太坊。

——《为什么比特神论有人认为“万向区块链实验室”是冒牌货？》（比特科技，2015年10月）

同时，上海NEO项目在国内率先推出“代币众筹”。 NEO致力于利用智能合约对数字资产进行智能化管理，被誉为“中国的以太坊”。

这个目前的明星项目在2015年众筹时，24小时内，整整24小时，只募集到最低目标1400个比特币的60.5%，最高目标2100个比特币的40.03%。

这40.03%的最后0.1分，是NEO创始人达鸿飞在朋友来订阅前在QQ群里喊话的结果。

这真是一个“纯真年代”：在“落地期”的前 24 小时内众筹 NEO 的用户，居然还能额外享受 15% 的奖励。

当时已经成为“币圈首富”的李笑来声称，他不认同以太坊等“以中心化方式运营去中心化项目”的想法。

但两年后，李总也开始鼓吹对标以太坊的EOS项目，并在5天内帮助他们筹集了1.8亿美元。 李笑来带领的 PressOne 项目连白皮书都没有，就迅速募集了价值超过 8000 万美元的代币。

在这股热潮中赚到钱的，不得不感谢V神，虽然这并不是V神的初衷。

上海高地初现

三年后的今天，形势发生了重大逆转。

当年被你忽略的NEO，就像《黑客帝国》中吃了红色药丸的Neo，变得高不可攀。 同名代币总市值已达约80亿美元，目前全球排名第六。 单价从0.3美元涨到现在的120美元左右，涨幅近700倍。

Vitalik创造的“惊坑”以太坊，现在被公认为区块链2.0。 去年，以太坊与摩根大通、英特尔、微软建立了商业联盟，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见了维塔利克。

以太坊的总市值也稳定在加密数字货币的第二位。 目前在1000亿美元左右波动，逼近市值1500亿的“宇宙中心”比特币。

轻蔑之链转了过来。 以前被国内大神视为山寨的V神，如今代表了国际主流潮流。 很多国内的大佬在国际上的地位并不高，更尊重底层技术的发展。 他们是第一个玩比特币的人。 湾区极客被认为是“机会主义者”。

说加密数字货币炒作是“魔道”，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是“仙道”，都有些夸张。

在舆论上，似乎也能看到这种“神仙逐渐战胜恶魔”的势头：经过2017年中国政府的强势监管，以往专注于炒币、挖矿、交易平台的大佬们学会了做人低调的态度； 更注重底层技术的“链圈”逐渐进入主流视野。

但更准确地说，正在发生的不完全是新旧势力的更迭，而是“成功”与“融合”。 如果没有最初的比特神教，加密数字货币在中国的影响不会逐渐蔓延，但此后，许多神学信徒逐渐“信仰瓦解”。 有能力有眼光的人，在积累了原始财富和认知之后，都在思考如何做出更真实​​的区块链应用。

上海高地效应初步显现，国内众多优质项目云集：NEO、量子链、唯链、边界智能……2015年至2017年，上海连续举办了三届区块链全球峰会，第二届峰会就此落幕。也是当年的以太坊全球开发者大会。

区块链在上海乃至中国的发展，都绕不开一个关键角色：万向区块链实验室。

2015年9月，万向控股投资设立万向区块链实验室。 这是中国第一家专注于区块链技术的非盈利研究机构。 联合创始人是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执行董事肖峰、V神和比特股联合创始人沉博。

在IBM研究院工作16年的曹恒于2016年创立边界智能，利用区块链技术提供分布式智能数据服务。

她告诉《甲子光年》，创业的契机是“万向刚好在上海”。 2015年开始关注区块链技术，2016年有机会参加万向区块链实验室举办的以太坊与区块链技术大会。

当时，V神是万向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 曹恒在交流学习中发现，区块链技术比她2015年刚接触时发展得更快，已经可以用来解决金融以外的一些问题。

万向区块链实验室也是上海三届全球峰会的赞助商，“区块链”这个词已经呼之欲出了。

见证过3次登顶的恭亲王告诉《甲子光年》，未来两年人数较第一年大幅增加：“博士说到数字货币，刚从低谷走出来的时候，它开始一路上涨。”

可以说，万向区块链实验室对全球区块链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2017年初，万向控股成立上海万向区块链有限公司，整合旗下区块链业务创新咨询、新链加速器和万云服务平台，注册资本1亿元，肖峰任总经理。 注册于上海虹口。

在上海，另一个重要的组织是比较松散的“比特创业营”。

北理工创业营活跃成员与V神合影

NEO创始人达鸿飞是2013年比特创投营的七位创始人之一，达鸿飞向《甲子光年》回忆说，这七位创始人原本都是一起讨论比特币技术的网友。 会后聚餐时，徐一霁提出要建一个社群，定期“聚一聚”。

当时，比特创业营每周或每半个月在上海五角场科创中心组织沙龙，费用由社区积极分子承担。

现在，这些当年开会无所事事的人，已经成为了上海区块链的中坚力量：

达鸿飞创立NEO，徐一济和王冠在做星云链，初夏虎（顾影）在做元界，大头（张银海）在做投资，巨蟹座（刘嘉玲）在做比特股，蓝领（孙明） ) ) 为分布式资本处理法律事务。

在大势面前，顺者昌，逆者亡。 短短两年多时间，神教势力衰落，“锁链圈”名声大噪。 伴随着区块链领域强调专业技术的趋势，上海已经成为各种正式会议和非正式沙龙的聚集地。

如果说上海错过了互联网创业的机会，现在看来，黄浦江的大潮或许会随着区块链再次到来。

慢鸟先飞？

问题是：为什么是上海？ 上海怎么能重蹈覆辙？

俗话说上海是金融中心，而区块链技术最早应用在金融领域，自然离上海很近。

而达鸿飞则将此解读为“自然现象”：“早期的一些小事，对整个系统造成了很大的抖动。” 因为上海一开始只是聚集了一群对技术本身更感兴趣的人。 后来有兴趣的人越来越多； 一群从事交流的人恰好出现在北京。

其实，“接近”和“巧合”这两个词是可以放在一起看的。 万向区块链实验室是上海打造区块链高地的关键因素。 正如变革需要领导者一样，虽然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列宁，十月革命就是一门大炮，但杰出的人物和组织很可能改变历史故事的具体时空组合。

万向集团会关注区块链，这也与万向自身在上海的金融布局有关。 万向长期关注金融科技领域，很早就注意到大数据和加密数字货币技术。

少年时期在上海生活的曹恒说，上海的都市气质或许也是区块链技术发展的因素之一。

她曾在北京和上海工作。 北京给人的感觉是“斗争”、“战斗力强”； 而上海的气质是：冷静、专注、专业。

在互联网下半场的“模式创新”中，上海的专业人士比不上撸起袖子奋力拼搏的北京。 不过目前区块链的发展还处在技术突破期，上海咖啡馆和Meet Up的氛围，以及在干净的办公室里开发底层技术的工作方式还是很适合的。

上海的另一个优势是“国际化”。 Onchain首席战略官纪周东观察到，上海的区块链项目国际化比北京的同类项目更早、更深入。 区块链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行业，走出去势在必行。 最领先的团队和技术还在海外。

但“甲子光年”听到的最有趣的说法是，以上都不是真的：“上海有什么优势，就差半拍”。 在北京、深圳、杭州，开始炒币、挖矿、挖矿。 2013年之前，上海动静不大，但因为动作慢，直接进入2.0，有后发优势。

慢半拍，因为胆小。

他们胆子小，所以上海人不敢搞交流和挖矿。 这些行业的创新有些不确定。

”当时北交所、杭州矿都在动，上海的人天天坐在一起讨论，大家来讨论讨论，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再等一会。结果，一个等待之后做了比较。比特币更好的地方是区块链。 一位上海本地区块链资深人士告诉“甲子光年”。

2016年10月，CoinDesk发表文章《In China, Two Cities Mirror Blockchain-Bitcoin Divide》（《In China, Two Cities Mirror Blockchain-Bitcoin Divide》）。

文章提到在北京总能遇到比特币至上主义者，但上海人的态度明显不同。 他们认为比特币已成为过去。

当时，楚下湖对文章作者说：比特币技术是革命性的，但也是一把双刃剑。 具有革命性可能阻止了比特币成为主流资产类别。 只有当项目本身避免了比特币无法摆脱的革命污点时，地方政府才会给予最强有力的支持。

这充分说明了上海人的态度。 你可以称之为胆小、精明或谨慎。 这种谨慎源于上海一直是中国“最规范”的城市之一。

赤脚的人不怕穿鞋，这就是上海慢的原因。 与国内很多城市相比，上海不仅要穿鞋，还要一双银色亮片细高跟鞋，blingbling很闪亮，但走起路来还得悠闲自在。

特别熟悉比特币在中国发展的人可能会觉得上述评价有失偏颇。 因为中国第一家比特币交易所“比特币中国”于2011年在上海成立，比特币中国于去年9月停止交易。 今年1月30日，有消息称香港某基金收购比特币中国。

但是上海人会说：杨林科是温州人！

温州人最擅长卖鞋。

重蹈覆辙还是重拾风采？

抛开“颠覆未来”、“重构社会”、“这比互联网还大”的花言巧语，这次区块链热潮本质上是一次技术创新，与以往的技术创新具有共性。

对于暂时站在中国制高点的上海来说，前面有两条路：一是重蹈覆辙，再次坐上互联网的过山车，放弃制高点； 一座科技前沿的城市。

可能上海的大人物和喝咖啡的市民看到这里会觉得好笑：我们的风格没掉，真好。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问题，这可能是上海最大的问题。

对于上海能否抓住区块链的机遇，《甲子光年》持谨慎中立态度。

一是船舶调头困难。

上海发展了这么多年，以前的问题不会因为一个新产业的出现而很快得到解决。

总的来说，上海并不是一座对小企业创业、开拓创新特别友好的城市。 上海的城市文化偏爱大公司和“有所作为”的人。

上海一位区块链领域的从业者告诉《甲子光年》，上海市政府将拨出少量资金用于区块链领域。 但总的来说，最终还是拿到了一些比较成熟的项目。 好处是保证钱不会流向不合适的人； 缺点是创新能力强的行业和小团队很难达到申报标准。

曹恒明显感觉到杭州和浙江的一些地区区块链创业比较活跃。 她已经收到好几个邀请了，对方给的落地政策非常优惠。 上海作为一个大都市，具有足够的吸引力，暂时没有明显的产业政策倾斜。

在上一轮互联网创业中上海比特币大佬，有一个被无数人讲过的故事，就是曾经在上海创业的马云，后来去了杭州。 上海房租太高，导致马云资金拮据。 此外，1999年在新落成的金茂大厦88层，穿着西装，喝着咖啡俯视天际线，是上海年轻人的梦想。他们见面时会互相称呼Justin和Amy。 公司在网上给自己起了“风清扬”、“逍遥子”的名字。

今天，在区块链和加密数字货币领域，杭州的力量不容小觑。 聚集了巴比特、秘猿科技、趣联科技、云象、准备上市的嘉楠耘智。

“别想了，这不可能。” 一位在上海经历过互联网和区块链两次创业浪潮的人士告诉《甲子光年》。 第一个导向是求稳、求规范、求事故。 如果这个想法不改变，创业者肯定会被逼到别处去。

“甲子光年”谨慎的第二个原因是，区块链领域还处于“修路”阶段，人才为王，上海的信息科学人才储备并不占优势。

在去年9月15日的第三次峰会上，Vitalik在演讲中认为，目前区块链应用的主要障碍仍然是技术，这也是业界的共识：迫切需要解决如何规模化和增量化。可以承载的交易量，如何处理隐私等问题。

路修不好，车根本跑不起来。 那么，区块链之路的建设需要多长时间？

你可以将它与互联网1.0时代进行类比。 从雅虎的发展来看，从概念上的高估到真正的发展壮大，大概用了5到6年的时间。 那时，开发者面临的不仅是基本的软件问题，还有基本的硬件问题。 上网需要拨号，没有光纤，更不用说现在的4G和5G了。 相比之下，今天，互联网已经为区块链的发展奠定了足够好的硬件基础。 即便如此，区块链行业真正的基础设施积累可能还需要3年左右。

现阶段“修路”，关键是招技术能手，得人才者得天下。 真正能拿下区块链业务的，不是炒币的人，而是对基础技术做出贡献的人。

但是，上海本身的信息科学人才就明显不如北深杭等互联网公司聚集的地方； 在学术界，北京高校优势明显，北大新科、清华要办正在培养顶尖技术人才。 放眼全球，硅谷的优势更加可观。

上海虽然开局不错，但在攻坚阶段的基础阶段，提前3个月、5个月未必有先发优势。 它还取决于谁可以在政策、管理和社会资源调动方面进行合作。 持久战。

对上海区块链前景持谨慎态度的第三个原因是区块链是一个国际化程度很高的行业。

上海的竞争力城市并不仅限于国内城市。 如果从上海建设全球金融中心的目标来看，纽约和伦敦都是目标。

根据德勤去年1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在GitHub上，大部分区块链项目开发者居住在北美或欧洲，旧金山最集中，其次是伦敦和纽约，金融项目需求量大。

就在此时，在上海起步的NEO创始人达鸿飞正在旧金山参加NEO全球开发者大会。 目前，98% 的 NEO 开发者都在国外。

“你看我们大会的几十位演讲者，大部分来自世界各地，包括很多来自北美和欧洲，那么你怎么说上海的区块链？我觉得很难来自一个城市.定义。 大鸿飞说道。

目前业务是提供技术服务的边界智能，也正在与被认为是区块链3.0方向之一的Cosmos合作新的公链项目，这意味着边界智能也将吸纳更多来自区块链领域的开发者。未来的全球社区。

当然，即使是高度全球化的产业，也必然会产生数字海洋的重要节点和重要“港口”。

2015年首届全球区块链峰会在上海召开时，与会者多为国外技术人员。

2016年与以太坊开发者共同举办第二届全球峰会时，中国银行原行长致开幕词。 来自各国的1200多名代表和全球50家媒体的100多名记者来到上海参加。

到了2017年，也就是国内媒体对区块链关注度和热情最高的一年，第三届全球峰会在以夜总会风格着称的W酒店召开。 顶着压力悄悄举行，几乎没有邀请国内媒体。

在第二届峰会上，万向肖峰曾大胆表态：“我们将帮助中国牢牢掌握全球区块链行业的话语权。”

现在的问题是：第四次峰会是否于2018年在上海举行？

列侬要砍？ 你想出来了吗？

2015年10月的那个下午，当Vitalik大神在红象餐厅大谈区块链技术时，他大概不知道楼上的浦江餐厅在中国现代科技生活中有多么重要。

1882年，上海首次试验了15盏电灯，其中7盏在浦江饭店及其花园内。 这也是中国第一盏点亮的电灯。 1901年，中国第一部电话在这里接通。

这也是新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重要见证：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浦江饭店开业。

那是上海的黄金时代。 憋了这么多年，城市的新富们根本不在乎自己的颜值。 整个市场只有8只股票，排队买股票的人却要等个通宵。 高峰时，他们要排队5个通宵才能拿到订单。 从此，上海走上了建设国际金融大都市的康庄大道。

与此同时，当时被上海所仰望的香港开始了暗中“沦陷”。 20世纪70年代，香港创造了GDP在十年内从38亿美元增长到288亿美元的辉煌成就。 但80年代后，香港逐渐转向房地产和金融业，放弃了制造业。

其中一个原因是改革开放让香港企业享受到两岸发展差异的红利。 They relocated their industrial production lines to the mainland, enclosed the land, hired cheap labor, paid a small amount of money, and made a lot of money.

The initial dividend, the final bitter fruit, the inertia of economic gains slowed down the speed of innovation and upgrading in Hong Kong, and the decline began to appear in the late 1990s. The shoes worn are too delicate, which inevitably hinders the journey.

There is a sentence that is sung for Hong Kong, but I really want to ask the current Shanghai, in the latest round of reforms:

Pearl of the Orient, my love/your demeanor, is it still romantic?

Or let's be more straightforward and face this huge new opportunity: Shanghai, Nong Lai Fa? 你想出来了吗？